1925年配资中心，这一年，蒋介石三十八岁，正处在一个“不上不下”的位置。但要说他这时混得不好，那就太过矫情了。
三十八岁的蒋介石，不论用哪个时代的标准衡量，都算得上“功成名就”。
他名列广州国民政府常委名单，举凡国家大事，他都拥有发言权，同时手握兵权，是黄埔军校师生所景仰的校长。
蒋介石
此时的蒋介石，如果说已经位高权重，那还言之过早。从国民政府内部的职务层级来看，排在他前面的人一双手都数不过来；从国民党党内大小职位来看那更是远远落后。
自陈炯明叛变之后，孙中山便有意防范军人专权。因此蒋介石在党内话语权有限，唯一能够由他全权掌控的，只有一手创办的黄埔军校。
可即便在这所军校之内，蒋介石也并非最高负责人，军校的一号人物是党代表廖仲恺。而且廖仲恺的所作所为，完全担得起“黄埔军校大当家”这个称呼。
在黄埔军校建立的第一年，革命阵营财政困难，苏联经费还没有到位的时候，全靠廖仲恺出面筹款，才能维持军校初期的开支。有时急需用钱，他甚至需要变卖家中财物，才能及时把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。
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廖仲恺，就没有后来一鸣惊人的“学生军”。
这是于公，还有于私的层面。
蒋介石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，很容易得罪人。他能够安稳坐稳黄埔军校“校长”的位置，依靠的也是廖仲恺的好人缘。廖仲恺不断为蒋介石奔走说好话，替他挡下无数明枪暗箭、诽谤污蔑。
可以说，蒋介石当时能够拥有这般地位，完全是这位廖大哥用肩膀托举起来的。
而且这一切并非秘密，广州革命政权从上到下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
现在我们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想一想：面对这样一位兄长，应当如何相处？
依照人之常情，自然应当肝胆相照，心怀敬重。蒋介石心里想必也清楚，只要廖仲恺在世一日，自己就应当尽心报答，取而代之之类的事情，想也不能想。
就在此时，噩耗传来，1925年8月20日，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，身中四弹，送往医院途中就已身亡。
好了，现在大哥没了，蒋介石该怎么做？此时国民党的领袖就是汪精卫，但是汪精卫不是孙中山，他能坐上国民党头把交椅，靠的就是廖仲恺的力挺。
汪精卫获报后既惊且怒，当即组成“特别委员会”，下令“广州戒严，彻查此案”。
那么，谁来查呢？许崇智与蒋介石，这两人受「特别委员会」委任，指挥军警全力缉凶，务必迅速破案。
不得不说，汪主席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蒋介石很快就查出了“案件真相”，种种证据都表明，这是一起“仇杀案”，动手的人居然是老革命“朱卓文”。
朱卓文是孙中山的同乡，年轻时在美国加入同盟会，曾经策划刺杀访美的清朝海军大臣载洵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有了名气。民国建立以后，跟随孙中山进入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担任庶务司司长，也就是说，算是孙中山的“管家”。再后来，孙中山论功行赏，任命他担任香山县县长，算是让他衣锦还乡。
可是，这样的人，怎么会谋杀党内同志呢？
孙中山病逝之后，国民党大改组，朱卓文失去靠山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。紧接着清查账目的人来了。1925年，国民政府成立之后，廖仲恺开始清查官员行为，发现朱卓文问题很多……贩卖鸦片、逃税漏税、私生活混乱，坚持将朱卓文撤职，县长职务被罢免，家产也遭到没收。这下，两人就此结下深仇大恨。
蒋介石顺藤摸瓜，又查到了更多内幕。原来，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，还有国民党右派骨干邹鲁全都涉案。
也就是说……此案将胡汉民、许崇智、邹鲁三位国民党元老都牵扯进来。查到这里，案情算是明朗了，可麻烦也随之而来。
朱卓文是许崇智的嫡系，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，邹鲁身为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，背后牵连的全是高层人士。
尽管除朱卓文之外，另外两人只是涉嫌参与，但消息早已不胫而走，广州城内人心惶惶，毕竟倘若深究到底，刚刚建立的国民政府很可能走向分裂，甚至爆发冲突。
在一众大佬从中斡旋调解下，胡汉民选择退让，辞去职务前往苏联考察。胡汉民一走，右派势力随之收敛，党内内讧分裂的危机暂时化解。
不过和明哲保身的胡汉民相比，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许崇智的应对方式就欠缺考量，面对外界的质疑，他仅仅表态：“是我治军不严。”丝毫没有退让避嫌的姿态，引得党内党外诸多不满。
事关如此重大的刺杀案件，却毫无担当，一时间舆论抨击汹涌而至。
随后汪精卫采取强硬手段，直接解除许崇智职务，勒令他离开广州，许崇智自此离开广州，前往上海。数年之后，国共彻底决裂，蒋介石执掌大权，念及昔日情谊，拨付二十万元旅费，安排许崇智前往欧美考察，外出避祸。
廖仲恺遇刺案，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。
几个星期之间，国民政府风云变色。在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，蒋介石连前五名都排不进去，在国民党内更是没有什么“领导职务”，基本上就是个“候补委员”。
唯一能算是有影响力的，就是他每日任职的那所军校。但是，这个校长职务并没有和蒋介石绑定，虽然他结拜兄弟众多，可在党内始终缺少稳固的派系支撑，今天还是校长，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撤换。
但“刺廖案”发生之后，局势全然不同。廖仲恺、胡汉民、许崇智这三人先后离开权力中心，空缺出来的位置，自然需要有人填补，这个人正是蒋介石。
此时的汪精卫，接连打击右派，已经把国民党右派势力尽数得罪。倘若不拉拢蒋介石这类看似立场中立的人物入伙，只依靠苏联与左派的支持，他的主席位置很难稳固。
要知道，国民党向来容易滋生分裂，孙中山在世时，都时常有人脱离队伍，更何况是汪精卫。
因此汪精卫必须拉拢蒋介石，以此展现用人无私。蒋介石先是出任广州卫戍司令，随后又在国民党“二大”上当选中央常务委员，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。至此，党权、军权一并握在手中，正式成为国民党二号人物，胡汉民、谭延闿、于右任、程潜、朱培德等一众元老，全都被他挤到身后。
国民党再度演变为“枪指挥党”的格局
顺带一提毛泽东同志当时也以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”的身份，在大会上作《宣传任务报告》。当时蒋介石就坐在台下。
毛泽东
这也是国民党历史上，最后一次有共产党员正式参与的全国代表大会。
蒋介石无疑是这场“刺廖案”最大的获益者。
在当时，就有不少传言将嫌疑指向蒋介石。
长久以来，不少学者专家也秉持“谁获益最多，谁嫌疑最大”的逻辑，论证蒋介石才是幕后黑手。不过，各类说法始终没能拿出决定性证据。
看过各方立场不同的研究资料后，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感受就是：有些人天生运气更好，并且应变处事的手段十分高明。
调查“刺廖案”初期，蒋介石原本认为是英国人所为，然而随着苏联顾问团介入调查，侦查方向很快转向党内，案情也迅速对外完整披露，数位高层接连受到牵连。
蒋介石将这场“意外”完美转化为自己晋升的台阶。
但凡事皆有两面，更何况是政治事件。蒋介石借着这桩事件上位，周围众人全都看在眼里，不可能毫无异议。
另外，蒋介石当时之所以给人“中间偏左”的印象，根源在于他和廖仲恺关系非同一般。因此尽管他私下对苏联颇多微词，多数人依旧把蒋介石视作廖仲恺一派，苏联顾问团也是如此。
可如今“廖大哥”不在了，蒋介石必须亮出自身立场。这无疑加速了他反共态度的显露。果不其然，短短数月之后配资中心，蒋介石便开始和党内左派产生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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